AJS经典争论| G.H.米德的象征互动论遗产：布鲁默与贝尔斯的不同解读
文/高行云
Blumer, Herbert. 1966. “Soci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Thought of George Herbert Mea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1(5):535–44.
Bales, Robert F. 1966. “Comment on Herbert Blumer’s Pap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1(5):545–47.
Blumer, Herbert. 1966. “Repl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1(5):547–48.
一百年前的G.H.米德，发型如今日时髦
象征互动论在社会学中的真正开派人物，算是布鲁默（Herbert Blumer）了。一方面，他自芝加哥大学（1920s年代）毕业后，长期向社会学推广乔治米德的学说，把他“追认”为社会学大师，另一方面，自己也长期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
其实，他在1937年开始发表和使用“象征互动论”这一名词，但同年也是帕森斯的名著《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的发表年份。
遗憾的是，国内对布鲁默的研究、引进都很缺。布鲁默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也有一定的看法，尤其是反对当时正兴起的操作主义/量化的浪潮。他在晚年也一些书信和访谈，对于澄清他的思想和米德的观点，很有帮助。
1966年这篇文章，从象征互动论角度精炼总结了乔治.米德的学说。同时，由于1966年仍值结构功能主义有影响力的时期，因此Blumer这篇文章也火力全开，甚至可以更改标题为：
《米德vs. 帕森斯》
这篇文章，引来了哈佛大学（帕森斯学派）的重要人物Bales的严厉批评，认为布鲁默根本是读错了G.H.米德。
这场争论，后来被学界称为“Blumer-Bales Dialogue”。不仅在次年，又引来了《美国社会学学报》的又一波争论，也在American Sociologists，Sociological Quarterly等期刊继续讨论。
布鲁默：解读G.H.米德
1. 什么是自我（self）
根据布鲁默的总结，在米德的社会学思想里，自我是一种特殊的有机体，是有“自我互动”（self-interaction），是把一个对象指明（desinate）给自己。
因此，自我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构（包括：不是“ego”、不是“人格结构”、不是“需求组织”）。这些结构分析都忽视了自我作为一个反思过程的自我互动。
这样的反思/自我互动，是面向世界、诠释面向给自己的世界、组织行动以回应这样的诠释。
2. 什么是行动（act）？
Blumer反对把行动只看作是心理结构的后果、或者各种社会因素的后果，因为这种解释方式简单：
Given factors play on the human being to produce given types of behavior
当然，这种结构功能主义的行动解释还可以理解为：行动只是诸种“决定因素”的“媒介”。
反过来，他认为在米德的社会学思想里，行动是active organism in his own，或者说his acts are still constructed by him out of what he takes into account。
3. 什么是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
社会互动涉及到“定义”（definition）和“诠释”（interpretation），前者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要对他人的行动给出formative process，从而理解当下这个情境“是什么”；后者是指行动者在互动中能将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定义进行维持、联合或转型。因此，这种宽泛的理解，使得布鲁默认为，米德对后来的帕森斯和冲突学派之间的矛盾都有包容。
4. 什么是“物体”（object）？
理解物体的社会意义，就是要理解它对于行动者的意义，尤其是放到行动者如何构造自己行动的角度来理解。
this meaning is not intrinsic to the object but arises from how the person is initially prepared to act toward it
当然，布鲁默认为，在米德那里也理解物体对于不同行动者，意义也是不同的。人与物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
Human beings are seen as living in a world of meaningful objects-not in an environment of stimuli or self-constituted entities
5. 什么是联合行动（joint action）？
布鲁默认为，自己所说的joint action是米德所说的social act。他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于回答这样的“社会秩序”问题：
How do these separate acts come to fit together in the case of human society?
因此，要理解行动者作为participants，如何在过程中彼此协调或identification，而这样的协调过程就是前面提到的definition和interpretation。因此，你会看到，人们办婚礼时，会有办婚礼的样，辩论时就像辩论的样，这样的场合上适当性，就在于大家能够joint action。
to act appropriately, the participant has to identify a marriage ceremony as a marriage ceremony, a holdup as a holdup, a debate as a debate, a war as a war, and so forth。
Robert F. Bales的批评：Blumer误读了Mead！
Robert F. Bales（1916-2004）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是“互动过程分析”（interaction process analysis）的开山人物，曾与帕森斯合著《家庭：社会化与互动过程》一书。他在同一期的《美国社会学学报》批评Blumer
1. Blumer误读了Mead，因为他只强调“主我”（“I”），而忽视了“客我”（Me），以致于他对行动者的描述虽然自由，但你都说不出来具体这个主我是什么了。行动者或主我，成为Blumber的“阿基米德原点”，而在Mead那里却始终将“自我”的讨论，放在经验问题的脉络里。
2. Blumer对于“物体”（object）的理解，没有区分物体的多种类型（比如在上的云朵和在手里的石头），因而只依赖从人的思维过程角度分析物体的意义 。也因此，Blumber缺乏对于物体的长时段分析，例如一些物体长期来看，更适合称为“环境”。
3. Blumer在分析“社会互动”或者他所谓的“联合行动”（joint action）时，顾此失彼，只看重从在场参与的行动者角度看意义，而忽视了从圈外的、超脱的行动者看互动中的意义。而二者结合，才是米德的观点。从这个角度说，“象征互动论”是来自于“非象征互动论”。
4. Blumer在批评结构功能主义角度，从position/role/system角度理解，仿佛把社会学家看成了“上帝之眼”，但结构功能主义者哪个不是用数据说话呢？
总的来看，Mead在Blumer那里，变成了“哲学上的观念论者”，但是，Mead分明是“实用主义者、社会行为主义者。”
布鲁默在同一期是怎么回应的呢？
——没听懂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你到底搞明白了没？
重新发现布鲁默：从joint action概念入手（Azarian,2017）